我所执行主任罗辑日前就反腐工作接受了《南方都市报》记者采访。罗辑表示，反贪成果显著但腐败却遏制不住，是因为权力没有在笼子里面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子涉及高铁招投标，招投标本来是防腐的，而在权力的作用下是腐败的。对于人大对反贪工作的监督，建议可以从立法等方面着手，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国腐败的蔓延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，“我国开始尝试市场经济时，存在权钱交易，有可钻的空子。”在此背景下，1989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和审议反贪污报告。同年8月15日，“两高”发布《关于贪污、受贿、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期限内自首坦白的通告》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贿赂斗争席卷全国。

    “两高”发出通告时，罗辑时任郑州市检察院检察长。他回忆说，按照通告规定，在规定的两个半月内，凡投案自首、积极退赃的，或者有检举立功表现的，一律从宽处理。他说，据数据统计，这段时间，全国检察机关收到举报贪污贿赂线索13万多件，受理投案自首的3万多人。

    在“两高”通告规定的期限还有6天时，时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刘复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反贪报告。罗辑说，检察机关承担反贪污贿赂的重要职能，最高检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反贪工作，首先是对社会关注的回应。另外，党中央重视反贪工作，检察机关理应向中央和人大作报告，并不断推进这项工作。随后，反贪工作越搞声势越大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欧阳德、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维泽芳等在后来查处的案件中先后落马。“当年反腐需要这个形势，以及反腐工作取得的成绩，促使最高检反贪总局于1995年11月10日成立。这标志着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工作进入专业化、正规化轨道。”